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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三才与和谐自然

二十年前全世界二十多位诺贝尔获奖者在欧洲召开大会商讨人与人在二十一世纪和平共处,最终结论二十一世纪人与人和平共处应回到2000年前的中国远古思想,即关于物我关系、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哲学伦理理念。《易经》有“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2000年前的中国贤者就讲,人类对待自然既要使自然符合人类的愿望,不屈服自然,又不能破坏自然,人应接纳天意并有序的在传与地下。宇宙自然是大天,地是单体的小天地;人是天地的灵感使者,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自然万物繁衍生长而共生共荣,这是我国古代的生态伦理或者说是环境道德观,它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宝贵贡献。随着人类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在利用改造自然而获取利益的同时,也在破坏大自然的平衡从而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连绵不绝的地震、洪涝、海啸以及严重的生态危机,迫使我们必须正视和杜绝对大自然“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自取灭亡”式的野蛮行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易学理念思想,树立正确的环境道德观,最大限度的恢复生态平衡。

在自然界中,不论是森林、草原、湖泊—–都是由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成分和光、水、土壤、空气、温度等非生物成分所组成。每一个成分都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以群互相联系、又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的统一综合体。如果其中某一成分过于剧烈的发生改变,都可能出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生态平衡是生物维持正常生长发育、生殖繁衍的根本条件,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会使各类生物濒临灭绝。20世纪70年代末期,两栖动物的数量开始锐减,到了1980年已有129个物种灭绝。2005年初,一份全球两栖动物调查报告“全球两栖动物评估”显示,目前所知的全球5743种两栖动物有32%都处于濒危境地。这一结局造成个别植物疯长成灾,小小的昆虫在世界许多地方泛滥。

《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各自为一,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的重要和位置的关键。天有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具体地讲:天道阴阳,地道柔刚,人道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孔子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地人本是合一,天地人三者并立共存,各有其生态位。按圣人讲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先哲思想,天地人互有其位,互有所育,相辅相成,互补越位,共进共演,进而达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本于天地,就应回归天地;人受惠于天地,就该回馈于天地;人需要天地呵护,同样人也要关爱天地。简单的道理往往被西方的所为科学代替,相信科学无可非议,但违背自然规律的科学就谈不上是先进,更谈不上为人类造福,比如核武器,原子弹。

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诺贝尔获奖者都学习中国“易经”的道理,“易经”在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比西方“达尔文”弱肉强食的科学理论的更加丰富多彩、深刻独到。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类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主宰、万物之灵”,于是违背生态规律,“放荡不 ,为所欲为”,致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千疮百孔、澎湃呻吟,人类正行进在环境恶化的道路上。

《易经》小畜卦上九 提出了一个与生态伦理相关的命题——“既雨既处,尚德载。”即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该停雨的时候就停雨,这是因为人们有至高无上的道德能够载物的缘故。这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我国古代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出的一种生态伦理思想,说明在西周初期我国先民已经将风调雨顺生态平衡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自身拥有的高尚道德联系在一起了。在《否》卦九五爻中,有一个生态忧患的呐喊,真是扣人心弦,即“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桑叶是喂养蚕的基础上,一旦桑树死亡,蚕也会因失去食物而死亡,所以蚕农们小心翼翼地精心种植桑树,时时刻刻心系着苞桑树。这种“心系苞桑”的生态忧患意识是华夏农业文明得以开创和发展不衰的原动力。《大有》卦九四爻辞讲:“匪其彭,无咎。”程颐《伊川易传》作注道:“彭,盛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奢侈就不会有过失。这个“彭”有两成含义:即指饮食穿着太奢侈,也指居住豪华、大兴土木。饮食穿着太奢侈势必过多消费粮食和布匹,而居住太豪华,大兴土木则势必耗费过多的土地空间和建筑材料,这都是没有做到爱护资源,故会有咎。《师》卦六五爻:“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意即:野兽来到田地里损坏庄家,捕捉它是吉利的,没有过失。但是兴师动众,打围歼野兽之仗就很不好了,是凶的征兆,故曰“贞凶”。这里前后两句话,一句“无咎”,一句“贞凶”,反映了《易经》在保护动物资源上的清醒立场,这在西周初期的思想家中是十分难得的宝贵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智慧的活水源头,值得我们珍惜,并发扬光大。

古代先贤《庄子》曰:“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吕氏春秋》曰;“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荀子》曰:“天地合而生万物,阴阳接而变化起”。《大戴礼记》曰:“天地不合,则万物不生”。《淮南子》曰:“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所谓“地道往复,有生有灭。”“和生,同灭。”《老子》曰:“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太和万物”、“和而不同”。它们所秉持的都是阴阳协调、刚柔并济、和谐适度的生态理念。祥和的环境能使万物生机勃勃,兴旺繁荣,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生死同源,永无止境。

《山海经》记载的神话传说“夸父追日”中有:夸父在临死前,他扔掉手中的拐杖,把它化为森林,造福人类。这个故事反映祖先植树造林的美好愿望。西周时期,我国就有“山虞”和“林衡”等专管林业事物的官员,当时规定:“不树者,无椁。”即不种树的人,死后没有棺木。秦代开始,在城镇道路两旁已植树绿化了:“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植以青松。”公元605年,隋汤帝开通济渠,昭告民间,在通济渠两岸中垂柳,种活一棵,赏细绢一匹。元代的《农桑之制》明确规定:“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种榆柳。”从先人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远见卓识的做法可以看出,中华名族“人天合一”的思想、保护环境的美德源远流长。

环境恶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严峻的形势至今尚未引起全社会足够的认识。时至今日,先哲们的思想和历史经验无不在提示我们,未来将是一个注重生态实效和生态质量的时代,人类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必须以保持生态平衡作为最高追求和最大目标。

易经理念与和谐自然 。和谐社会包括政治和谐、发展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人对自然地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还要继续延续下去。认识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从有了人的同时便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关系既影响人及其所构成的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着自然界自身的演化。

《易传﹒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儿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与鬼神

乎?”提倡我们“天人合一”,要求与天地同德,厚德载物;与日月同辉,普照一切:与四时同律,井然有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个别人所为学者失德,而对自然不友好导致生态失衡。屡见不鲜。例如,一些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多达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

出现。“人”是“天” 的一部分,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人”不仅应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的利用自然),而且应该“畏天”

(对自然界应该敬畏,要把保护“天”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现在人们只强调“知天”只是一味的来利用“天”征服“天”,以致无序的破坏“天”,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科学万能)极端发展的表现。“知天”和“畏天”的统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现。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生态平衡,人需要树立生态道德观,培养“三心”才能够实现天人和谐,既人对自然要常怀敬畏之心,仁爱之心,顺应之心。历史是一面镜子,他告诫我们人类,牺牲环境的无序发展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和环境和睦相处和大自然协调有序发展,文明才能不断的延续,只有这样才能尽早实现我们的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

《易经》所阐发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理论思想,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努力构建“生态之乐”的和谐社会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作者:杜冬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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